王国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就是夏商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遗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整个商代的历史都是可信的。郑州商城，就是文献记载的商汤建都城于亳的“亳都”。“很有意思的是，商王称自己为 ‘余一人’，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最高的”，李伯谦先生说，“王国阶段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王的个人权力的不断强化，不断凸显，所以他自称‘余一人’”。
王国阶段的第三个小阶段，是以分封制为特征的西周、东周时期。经过秦的兼并战争，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便进入了以制度化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为特征的秦至清的帝国阶段。
“由古国阶段，发展王国阶段，再到从秦至清帝国灭亡的帝国阶段，便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李伯谦先生总结道。
两种模式，两种发展前途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都是一个模式吗？李伯谦先生思考后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各个地方形成的模式并不一样，不同模式有不同前途。至少分为两种大的模式。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均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激烈的新旧转型当中，文明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不同文化变化的形式、内容和侧重点又是有所差别的。李伯谦先生从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研究着手，感到很可能反映了深层次的，涉及文明化进程中不同模式的问题。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及稍后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演进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红山、良渚尊崇神权或虽有军权但仍以尊崇神权为主的模式；一种是仰韶文化尊崇军权、王权的模式。前者实行神灵崇拜，将创造的社会财富主要贡献给神灵，无法继续再生产以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而走向崩溃；后者实行祖先崇拜，看似比较落后，但它们不会把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所以能一直传承下来，注重传宗接代和部族长治久安，社会得以继续绵延发展。
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因其客观上避免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模式对社会财富的极度消耗，从而促进了社会正常发展，不仅脱颖而出，走在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李伯谦先生指出：“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梳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我的心愿
“通过自己的研究梳理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我的心愿”。李伯谦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苏秉琦先生就说，，我们考古干什么？考古就是要修国史。你的视野必须放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作为终身研究的目的”。
虽已年过八旬，但李伯谦先生精神矍铄，毫不见老态。他笑言：“这大概和搞考古有关系，常年在外面奔波嘛。”他思维敏捷，眼界宽阔，时刻关注着最新的考古成果，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脚步始终追溯着中华文明的源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李伯谦先生就投身于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先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曲村等夏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对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入新世纪后，他逐渐将工作重心集中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上来。“就我个人而言，历来认为考古不能过窄，搞商周的不懂新石器，搞新石器的不懂商周，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夏商周这个阶段，再往前追溯我们国家文明的起源。”
在李伯谦先生看来，学考古和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坐而论道，了解历史、剖析历史、借鉴历史，为的是研究人类发展的规律，从中国文明化历程中所得到的启示，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说：“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对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会停止，还应该持续进行。”
